纵观八年抗战历程，蒋介石始终将美国和苏联视为战胜日本的关键因素。在战争初期，蒋介石并未全力与日军正面交锋，而是屡次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调停。他盘算着，如果苏联能从东北方向发动攻势，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必将被牵制，日军为应对苏军进攻势必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，这将极大缓解中国战场的压力。
1937年11月11日深夜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杨杰，双方进行了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密谈。关于出兵问题，斯大林明确表示：虽然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处于劣势，但目前的抵抗证明中国尚能抵挡日军攻势。如果中国战局恶化到无法支撑的地步，苏联才会考虑出兵干预。斯大林还提出，过早的苏联介入可能会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，这反而对中国不利。这番外交辞令实际上婉拒了蒋介石的出兵请求。
二、苏日边境冲突
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，都曾被蒋介石视为促使苏联出兵东北的良机。然而这两次边境冲突最终都通过外交谈判得以平息。此后数年，苏联向国民政府明确表示，只有在日本主动进攻苏联，或美英等国正式对日宣战的情况下，苏联才会考虑介入战争。
1941年6月22日，苏德战争突然爆发。这场战争迫使苏联暂时搁置了远东战略。面对德军的闪电攻势，苏军节节败退，损失惨重。在这种危急形势下，苏联不得不将主要军事力量集中于欧洲战场。更令蒋介石失望的是，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，苏联还与日本签订了《苏日中立条约》，这使蒋介石的出兵期望彻底落空。
三、与斯大林的致命博弈
1945年6月30日，以行政院长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，与苏联展开关于出兵东北的关键谈判。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持续了整整45天，双方进行了十轮正式会谈。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提出条件：要求苏联尽快对日宣战，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中国共产党。
在谈判后期，经蒋介石授意，宋子文在多项条款上做出让步：同意将旅顺港租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，开放大连为自由港，并赋予苏联在东北铁路系统的特殊权益。然而这些让步并未打动斯大林，他强硬地坚持外蒙古独立问题不容谈判，声称这一立场已得到英美领导人的认可。
面对涉及国家主权的重大议题，宋子文不敢擅作主张。经与蒋介石紧急磋商后，他提出折中方案：国民政府默认外蒙古高度自治，允许其拥有独立的外交和军事权，苏联可在当地驻军，但名义上仍属中国领土。即便如此，斯大林仍不为所动，他强调外蒙古对苏联远东安全至关重要，威胁说除非中国公开承认外蒙独立，否则苏联不会出兵。
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，国民政府最终屈服。1945年8月14日，中苏两国签订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代表中方签字的并非首席谈判代表宋子文，而是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——宋子文显然不愿承担这一历史责任。条约规定苏联在击败日本三个月后撤出东北，并承诺只支持国民政府。
蒋介石晚年之所以痛悔\"听信斯大林之言\"，是因为这一条约不仅使他在外蒙古问题上背负骂名，更在法律上确认了外蒙独立地位。这份带有不平等性质的条约严重损害了蒋介石的政治声誉，加速了其政权的民心流失，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的结局。这段历史充分展现了国际政治博弈的残酷性，以及弱国在外交谈判中的艰难处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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