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，廉敬。廉敬是人文指标，是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的体现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曰：“敬，肃也。肃部曰：肃者持事振敬也……敬也。恭肃也。憜不敬也。”中国历史上贤明有为的政治家和有智慧的思想家，对天道——大自然的运行规律、人道——社会群体相处的守则和心之道（心性）——人类个体素质的终极追求等，都保持着“敬”的态度。廉政文化中的“廉敬”行为，与天道、人道、心性升华之道相适应，表达的是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源自“和谐”——人与自然万物的相互适应，人与社会群体的相互适应，人与自我身心升华过程的相互适应。
第四，廉正。廉正是执政指标，是对官吏们处理行政事务时所提出的要求——公正客观。许多时候，人们都喜欢把“廉政”直接解读为“清廉、公正”，可见公正法则在行政过程中是何等重要。《尚书·洪范》曾用诗意的优美语言赞颂公正之道：“无偏无陂，遵王之义；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；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；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；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”
第五，廉法。廉法是礼法指标。中国文字史上，“法”字的最初含义之一，是指自然法则、天地法理以及效法天地等天人合一的思维之法。廉法者，即要求深谙自然万物生命的运动真理，适应自然法则，适应人类相处法则，应用适应性和谐之道，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，与自然、群体和谐相处。适应性和谐法则，是不伤害自然环境、不违背自然规律、不破坏群体规范的法则。在古代，法与礼是一体的。法是最高的自然法则，是自然不可变易的运行秩序和根本规律；礼是人类在文化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探索、适应自然法则的具体体现，是运用法则达到人与自然、人与群体和谐相处的宝贵经验。
那么，“六廉”思想有何历史意义呢？
第一，“六廉”首次提出了系统考核官吏的思想。《周礼》中的“六廉”不是对官吏的一般性要求，而是指对官吏的考核标准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计，会也，算也。”所谓“听官府之六计，弊群吏之治”，即小宰要集中听取官府中各级官吏的汇报，计算他们的功劳多少，从而达到评断官吏治理好坏的目的。由于官僚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萌芽与发展，严格考核官吏的思想与制度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。如荀子说：“论列百官之长，要百事之听，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，度其功劳，论其庆赏，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。当则可，不当则废”。荀子说的“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”，即考核官吏的上计制度，在战国时期已经普遍推行。我国历史文献中常把“六廉”也解释为“六计”，就是明确指出了“六廉”的本质内涵。
第二，“六廉”首次提出了廉能并重、以廉为本的思想。先秦以来，关于民本、德、孝、礼、仁、正、俭、忠、敬、义、公、贤、信等概念的探讨，大都与廉相关。很显然，治国单纯靠廉是不行的，还必须有通晓法律、执行政令、尽责守职、不懈于位的治国之能才。为了获得这些人才，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都在强调人才的重要性。如孟子呼吁“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”，荀子说“无能不官”。春秋战国许多国家在官吏的选拔、任用和管理上，都出现了新的制度，其目的就是为了选拔治国安邦之才。
《周礼》正是将长期以来关于廉的思想与新的时代需求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了关于官吏廉能并重、以廉为本的思想。我国历史上后来德才并重的严密考核、考课制度，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。
我国古代廉政思想与文明产生相伴随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廉政思想不断丰富发展，春秋战国以后，逐渐与廉政制度相结合，成为秦汉至明清历代王朝反腐倡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，也成为历代清官廉吏廉政行为的精神源泉。
在丰富多彩的廉政思想中，《周礼》的“六廉”思想尤其值得重视。我国历史上廉政制度的基本框架、基本内容，官吏廉政行为的基本特点，都可以从《周礼》中寻找到根源。“六廉”思想是对古代廉政思想的继承和总结，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。
（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）
文章来源：《人民政协报》2022年9月5日 第10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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